1964年8月初,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以美国驱逐舰在北部湾受到北越鱼雷艇袭击为借口,美国于8月5日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东海岸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狂轰滥炸,把战火烧到了越南北方。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北部湾决议案”,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从而亮出了美国公开进攻越南的“宣言书”,开始了对北越的侵略战争。

第122次会谈实际上是第121次会谈的继续,只是美国对印支的侵略又前进了一步,其面目暴露得也更充分了。此次会谈集中辩论“北部湾(又称东京湾)事件”。王大使按中国政府的指示,揭露了美国肆意扩大侵越战争,醉翁之意不在酒,战火已烧到了中越边境。对此,中国政府决不能坐视不管!美国代表反复辩解,但讲话的口气不那么硬了,也不再用威胁性的语言,只是表示对情况不太了解。并两次表示,美国无意扩大事态。还一再表白,中美会谈很有用,可以借此了解对方,缩小由于误解而引起的冲突。但是美国的当权者态度却很强硬,特别是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的讲话非常蛮横,完全是一副世界宪兵的嘴脸。其实,他们是色厉内荏,美国在东南亚的处境相当困难。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扩大战争,挽救危局,但同时又怕直面中国,使得局势不可收拾,才玩起两面派,会谈中说一套,会谈外说另一套。

此次会谈后,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同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粉红色的蘑菇云似乎也飘进了梅希里维茨基宫,大大增强了谈判桌上中国代表的信心和力量。如果不是身处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人,很难体会到那种感情,尤其是肩负外交谈判任务的中国代表团这个集体。祖国的点滴进步传来,都像是给代表团注射了,使他们胆更壮、气更足。同年10月16日,也就是中国上天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宣布下台。这一上一下,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当然,有高兴的,也有不高兴的。美国就很不高兴,苏联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打破了美苏两国的核垄断。有些东南亚国家也有点担心,怕中国变成军事大国。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很高兴,因为中国有了,给他们撑了腰、壮了胆。对此,中国政府于10月16日适时地发表声明,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消除某些国家的疑虑,另一方面也是将美苏两个核大国一军,他们谁都不愿意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进一步揭露了他们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

1964年11月25日,中美举行第123次会谈。果然,这次谈判的气氛不同以往。虽然还是那个梅希里维茨基宫大厅、那个会场、那个谈判桌,美方代表还是柯·约翰,但大厅内的气氛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王大使感到柯·约翰的姿态有些异样。他相信这绝不是他的心理作用。中国已是能够发射核弹头的东方大国了,美苏的核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他们再也不能手握核弹头为所欲为了。柯·约翰理所当然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谈判桌上的这种心理较量,王大使明显胜过了他的对手。为配合政府10月16日声明,王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声明草案。对此,美方毫无思想准备。柯·约翰在会谈中根本不敢表态,而是低着头,盯着中方文件,一遍一遍地细细翻看,不时向身边的助手和翻译问些什么。最后,他被动地说了一句:“我将向我的政府转达王大使的文件,慎重地考虑贵方的建议。”可以看出,美方代表对中方的称呼,刻意使用“王大使的文件”和“贵方”等字眼,而执意不用“贵国政府的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种正常称谓。但是中国代表团在第123次会谈中打了一场漂亮仗和主动仗,是有目共睹的。难怪助手们说,前任王炳南大使9年120次谈判也没有碰到这么有利的谈判形势,并开玩笑说:“王大使吉人自有天助。”这“天”就是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直到1965年2月第124次会谈中,美方才做出反应,以核武器不能没有监督为理由,反对中国的提案。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中国的外交斗争成功地配合了政府的决策。

在举行第128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柯·约翰大使已经离任,接替他的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他是波兰后裔,50岁出头,体格粗壮,颇有幽默感。他的会谈风格明显不同于他的前任,很少指责、发火,也很少谈硬邦邦的实质性问题。因而,会谈气氛显得不那么紧张。“约翰逊总统对贵方建议很感兴趣。”格罗诺斯基一字一顿地说,右手握着烟斗在嘴边轻轻磨着:“请贵方考验我国政府的和平诚意。”他随即把烟斗从嘴边拿开说:“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例如,美国政府欢迎贵国官方通讯社记者到美国采访,勾通美中之间的联系和友谊。”美国不要求对等,但他不认为这是一条单行道。他还建议促使美中两国的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植物和园艺标本等。很明显,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动和平攻势。王大使按国内的指示精神表示,未解决,其他问题免谈,回绝了他的建议。但美方并未死心,仍是多方位的主动与中方接触。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等上层人士都主张同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接触和更广泛的往来,甚至提出,两国政府的外长也可以面对面的会谈。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回首中美建交之前,两国在民间交往方面,中国原可以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诸如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是可以进行的。这些活动开展起来,对中国是有利而无害的。如果开展中美两国人员往来,就等于多开了一个窗口,可以使中国更多地了解美国、了解世界。同时,也可以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利用美国人民中的积极因素来反对美国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72年,毛主席对来访的尼克松总统就曾说过如下的话:“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1966年3月,中美双方举行了第129次会谈。根据前几次会谈美方的表现,王大使预感到会谈可能会出现某种进展。果然不出所料,会谈一开始,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说:“我荣幸地通知大使先生,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格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这是此前128次谈判中从未出现过的用语;也是中美谈判以来,美方历任会谈代表中,第一次使用这一特定词语。会谈结束后,美方翻译还特意对中方翻译钱永年说:“王大使阁下可曾注意到,今天我们大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钱永年礼貌地回答:“谢谢翻译先生,我已准确无误地向王大使转达了贵方的友好表示。”这是美方对中国政治态度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国政府与美长期斗争的结果。王大使迅速地将这一新进展报告了中国政府。

每次会谈大体都要谈3—4轮,头两轮一般都是照本宣科,读双方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随后,就要根据会谈的具体进展情况,临时准备。如有重要问题一般都是留到下一次再谈,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向国内请示。如有急需回答的问题,也必须等到国内指示后再做答复。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更何况是对待中美之间或国际上的重大问题。

1966年,随着中国“”的开始和日益轰轰烈烈,中美会谈也开始受到影响,并逐渐降温,美方的态度也随之后退。尽管周总理一再指示,中美会谈不能停,但造反派就是不听招呼,硬是于1967年3月王大使刚刚同美方进行了第133次会谈后,便把他揪回国内参加“”运动,从而结束了王大使出使波兰的外交生涯,中美会谈也不得不随之中止。

虽然中美会谈随着中美建交而成为过去,但它的确是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与中美会谈的历史作用是分不开的。中美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正是美国当局极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处于隔绝的年代。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互不了解的情况下,中美会谈是相互直接接触、相互了解和表明各自的立场观点的唯一渠道,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中美会谈进行了15年,总共谈了136次。谈判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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